當今中國正在進行偉大斗爭,這是一場空前浩大的戰略性斗爭,內涵極其豐富,因而,正確認識和處理其中的各種矛盾關系,就顯得十分重要。應該說,這方面的課題很深奧,筆者在這里只能談一點自己的膚淺看法。
一、中美關系是當代國際關系的重心,其本質屬性是斗爭
毫無疑問,中美關系是當代中國對外關系的重心。怎樣處理中美關系,如何處理好中美關系,如何克服與戰勝來自霸權的挑戰,這是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頭等重要的大事。舊冷戰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理對美關系,不能有力和有效地應對來自霸權的威脅挑戰,中國的崛起復興就有中道崩殂、胎死腹中之虞,前蘇聯的崩潰就是很好的案例。
可以斷言,中美關系也是美國對外關系的重心。霸權已經將中國定位成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已經將中國看做是霸權最大的挑戰與威脅。應該說,霸權的這個判斷十分準確到位,是高度戰略理性的結果,完全沒有什么誤判、誤解、誤會,一切有關白宮當局戰略誤判的說法,全都是無稽之談。在霸權看來,中國復興崛起與美國的全球霸權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關系,彼此沒有任何調和的余地。因此,中美關系的未來關乎美國霸權的興衰成敗,具有壓倒一切的影響和意義,因此也成為霸權全球戰略中的頭號課題。事實證明,中美關系構成了當代世界戰略關系的重點與軸心。全球戰略重心已經轉移到亞太地區,其具體的落腳點就是中美關系,美國正圍繞中國進行戰略新布局和資源再配置,正重新整合各種關系與結構,而中國也在圍繞對美關系緩慢地調整著自己的經濟與政治結構,艱難地整合著自己的對外關系與戰略取向。中美兩個戰略大國這種互促互進性戰略運動(或者將其稱為“挑戰應戰模式”),如同銀河系的引力中心一般,帶動和牽引著一切外圍運動。因此,今后相當一個歷史時期內,幾乎所有國際關系都將圍繞中美關系而展開。中美關系在全部國際關系中都具有主導和決定性的意義,成為世界戰略的頭號議題。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人民偉大斗爭的一個十分突出的戰略目標,就是美國霸權。這應該成為堅定不移的靶標指向,任何人都不可在這個問題上含糊其辭,也不能以任何形式來轉移這個大方向。中國人民戰略斗爭的大方向就是美國霸權,這已經成為歷史的必然。因此,霸權必然要把中美對抗關系引向全球、引向人類生活的全部領域。對于這一點,現如今已經不是可能與否的問題,而已經成為擺在眼前的現實,任何以為中美戰略對抗可以只局限中美雙邊關系之間、美國不會在全世界針對中國而采取行動的想法,都是異想天開;任何以為在有些領域有些事項,中美可以合作、不受對抗關系所左右所影響而游離在外的想法,也無異都是癡人說夢。中美對抗走向全面、全局、全方位,這是戰略斗爭的邏輯必然。概括起來說,中美關系是斗爭關系,是當代中國對外戰略斗爭的總綱,其它都是目。中歐、中俄、中日、中印等一切關系都要服從和服務于中美戰略斗爭的大局。一切愛國的中國人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中美關系中,有關合作與斗爭及其關系的議題討論得十分激烈,是一個極具爭議的焦點話題。事實上,有關合作與斗爭的議題并不具有普適性。這一問題只局限在中國同西方世界的關系范圍內,所指向的是中國同霸權國家及其同盟集團的關系,并不能外延到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同世界其他部分的關系總體上并不存在這樣的命題。因此,斗爭與合作的問題主要聚焦在中美戰略關系領域,爭論也主要發生在這個地方。那么,在中國同霸權戰略關系框架中,合作與斗爭究竟是怎樣一種關系呢?有人認為,中美兩國既合作又斗爭,合作為主、斗爭為輔;合作無禁區、不封頂,斗爭有節制、有邊界。在這種說法看來,中美關系總體上以斗爭促合作,合作是目標,斗爭是手段,這個手段的實際運用必須限制在合作需要的范圍內,不能從根本上破壞和影響中美之間的合作,不能越過“斗而不破”的底線。這些人把抗戰時期國共抗日統一戰線“斗而不破”的說法照抄照搬到今天的中美關系上來(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2014年文章《中美“斗而不破”的命題荒誕無稽》)。中美關系究竟能不能“破”、可不可“破”,并不取決于中國的主觀愿望,而取決于霸權在遏制打壓中國問題上要走多遠。從美國霸權實際的戰略設計來看,他們一直在策劃安排同中國徹底破裂攤牌的那一天,具體表現就是準備同中國打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梢灶A計,一旦爆發戰爭,不管是直接戰爭還是間接戰爭,中美關系必然破裂,眼下的俄美關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當然,就目前情形而言,美國并未做好同中國徹底攤牌的準備,中美關系短時間內還不會完全破裂,但霸權正在做有朝一日完全破裂的準備。他們正極力爭取這個戰略主動,他們完全明白,贏得這個戰略主動權,是贏得“戰略競爭”的第一步;失去這個主動權,贏得“戰略競爭”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正因為這樣,所以歷屆白宮當局無不緊鑼密鼓地在全球范圍針對中國進行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戰略布局,極力推進和加強各種形式的對華挑釁。在美國政府的推動和操縱下,中美關系的未來就是走向破裂,這早已經成為中美關系的大勢,成為中美關系的基本走向。遺憾的是,在中國,一些人依然癡心于中美關系觸底回升的那一天,他們還在為此做不懈的努力。我們說,中美關系注定要滑落到谷底,但滑落到谷底的結果將不是什么反彈回升,而是破裂與粉碎。現在我們把話放在這里,十年二十年后可以驗證,莫謂筆者當事后諸葛亮。一般來說,沖突與對抗可以分劃為這樣幾個層面,即個人層面、利益層面與或生或死的層面。在個人層面,如果兩個人之間并非你死我活之深仇大恨,即便發生對抗沖突,當然也可以化解,也可以合作;在利益層面,譬如生意場上、商業領域,不管怎樣對抗沖突,也不能排除合作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說,越是沖突對抗激烈的時候,越是合作可能性更大的時刻,這一般是生意人所念的生意經;但是,一旦到了拼老命、決生死的時候,所謂的合作就不復存在了。譬如,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和美國沒有合作的可能,蘇德戰爭期間,斯大林與希特勒沒有合作的可能。他們之間只有你死我活的對決,合作已經被完全徹底地排除了。所以,中美沖突對抗之下,中美是不是還能合作,完全要看沖突對抗走到哪一步、發展到什么程度。但中美戰略對抗的基本性質決定,到了沖突的最高與最后階段,彼此將沒有任何合作的空間和余地。合作,有戰略性與策略性之分?,F在,中美兩國都有人大講特講“中美戰略合作”,儼然乎“戰略競爭”背景下中美還能進行戰略合作。我們說,這完全是一種障眼法,是赤裸裸的欺騙。我們認為,既然已經將中美關系定位于“戰略競爭”,那么彼此之間的戰略合作就不復存在。所存在的合作,不過只是策略性與投機性的合作,是出于彼此特定需要暫時性的安排。這種暫時性的安排非常不穩定,完全不具有戰略意義,隨時可能被擱置、廢止乃至顛覆。氣候合作是這樣,網絡空間合作是這樣,所謂的防止核武器擴散更是這樣。這些所謂的“合作”改變不了中美關系的本質屬性,影響不了中美關系的大方向,只不過是一些水上的浮萍而已。在此之外,人們還必須厘清交易與合作的區別。須知,生死對決的敵人之間也可能做交易,譬如戰斗的雙方交換俘虜等,就是這種交易的具體形式,但這種交易從本質上講不是合作。古往今來的經驗證明,戰略斗爭的敵我之間可能也不乏各種交易,但人們不能把交易當合作。戰略斗爭中的交易與合作并不等同,二者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在中美戰略關系中,斗爭是核心、是根本,是絕對性的東西,而合作則是策略、是手段,是表面和暫時性的東西,二者不可并列,也不能等量齊觀,根本就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面對日益激烈的中美戰略斗爭,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情非常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指出,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這是我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新時期 “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這是擴大對外開放之必須,是中國牢牢掌握發展主導權之必須,更是中國牢牢掌握戰略主動權之必須。中美“戰略競爭”越是深化激烈,越是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二者不可偏廢,也不能將其割裂開來。從基本的戰略邏輯出發,如果不能很好地統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就要面臨嚴峻的危機。具體地說,那就是中國既要做到戰略上獨立自主,又要做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尤其是廣大第三世界,中國必須辦好同他們的事情,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中國不可或缺的戰略活動舞臺與空間,這里的事情如果辦不好的話,將直接關聯中國事情辦理的好壞成色。因此,所謂的“自己的事情”,并不是僅僅是國內的事情,并不僅僅是內政,更不僅僅是經濟或GDP,不能簡單化、狹隘化,更不能自我封閉、孤立,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其二,“辦好自己的事情”理應包括搞好全球和平統一戰線世界是否和平、力量是否均勢、戰略平衡是否已被破壞、總體形勢是否穩定,種種關乎人類前途與命運的大事,目前一個時期可謂紛至沓來、迫在眉睫。對于這些事情,中國并非可以當旁觀者不聞不問,相反,中國已經成了旋渦的中心,是首當其沖的矛盾焦點。所以,上述這些事情都不是別人的事情,恰恰是中國自己的事情,所謂“辦好自己的事情”,理應把上述這些事情包括在內,而不能裝做事不關己的樣子。現在,關心戰略形勢的人普遍拷問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到底有幾個靠得住的朋友。其實,如果換一個視角來觀察,對于這個問題也可以這樣問,究竟誰能指望中國來遮風擋雨。朝鮮能嗎?巴基斯坦能嗎?在這些國家的關鍵時刻,中國能夠挺身而出為他們撲湯蹈火嗎?如果中國不能,又如何指望別人為中國兩肋插刀呢?事實上,依據現如今中國的戰略狀態,任何國家同中國的關系都只是利益互惠關系,都不能在此基礎上得到必要的安全保障與支撐,甚至連朝鮮與巴基斯坦都是這樣。既然這樣,中國在戰略安全上形同孤家寡人,這還有什么冤枉的嗎?如果未來發生中美關系破裂攤牌的嚴峻事態,中國還能指望有人前來幫忙助陣嗎?說到這里,就不能不提出一個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戰略問題,那就是當代中國要不要構筑全球和平統一戰線,這個事情到底是不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說實話,對“不當頭”與“有作為”的認識需要與時俱進。現如今的中國,不給任何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不對任何國家承擔安全義務,這就放棄了領導和平反霸統一戰線的戰略責任與義務。但問題在于,展望未來,中國就要這樣孤身只影地去同龐大的霸權集團對抗角斗嗎?孤身只影地同龐大的霸權集團對抗角斗,這將是對中國最惡劣、最不利的一種狀態。歷史上中國鮮有陷入此種惡劣狀態的時候,可堪類比的大概只有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之際。除此之外,即便在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的時候,中國也先有蘇聯的軍事支持,后有美國的戰略支援,也都有外部的同盟軍。因此,為了“辦好自己的事情”,或者說“辦好自己的事情”,理應就包括構筑強大的全球和平統一戰線。不把全球和平統一戰線搞好,所謂“辦好自己的事情”就成了一句不著邊際的空話、大話和套話。在“辦好自己的事情”的語境下,一些人有意無意地將其同反霸斗爭對立起來,說什么“來自各方面的信息都告訴我們,只要中國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扳倒我們”。好像只要辦好自己事情,來自霸權戰略壓迫的一切苦難就都迎刃而解了一般,耳光由此不疼了,侮辱由此不羞了,毆打由此不傷了,被奸由此舒服了,等等。至于反霸,當然也完全就是用不著的事情了。似乎只要辦好自己的事情,美國霸權對中國就不是一個事了,就不成其為問題了。我們認為,把反霸斗爭同“辦好自己的事情”割裂開來是很成問題的,這種“做好自己”的論調只及一點不及其余,既失之于全面,也失之于客觀,其中含有回避反霸斗爭、消解反霸斗爭的濃厚味道,也有拿這種話術當對美消極妥協綏靖擋箭牌之嫌。事實上,反霸斗爭關乎國內安全、穩定與發展,因為霸權早已經將其罪惡之手伸進中國國內,伸到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中來,這就需要當今中國在國內事務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都須開展必要的反霸斗爭。在政治上,要清理霸權集團在中國所安插的第五縱隊“帶路黨”;在思想文化上,要鏟除各種公知所散布的崇美西化迷霧;在經濟上,要制約親美親西方買辦及其利益代理人勢力,做大做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民族問題上,要堅決斬斷霸權集團伸向臺灣、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黑手,粉碎其分裂中國的各種陰謀活動?,F如今事實已經越來越清楚,不進行最堅決最強有力的反霸斗爭,中國連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都難以達成,更遑論什么“辦好自己的事情”的了。上述這些事情表明,中國“辦好自己的事情”離不開同霸權主義做堅決的斗爭;不反霸,所謂“辦好自己的事情”也就無從說起,而且只會落空,甚至適得其反“為他人作嫁衣裳”。從根本上說,“辦好自己的事情”、開展反霸斗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爭取外部支援,這三者密切關聯不可分割,表面上看是三件事,但總體上就是“三位一體”關系,如同一個人肌體上血、肉與骨頭三者關系相類似。因此,對于“辦好自己的事情”必須從積極意義來理解和把握,不能以“辦好自己的事情”為借口轉移中國人民反霸斗爭的注意力,尤其不能讓這種說法起到偷換概念、轉移主題的消極作用,而要從我國所面臨的嚴峻復雜形勢和任務的客觀聯系出發,把“辦好自己的事情”的內涵豐富起來,將其外延擴大起來,使之飽滿積極而富有生機活力與戰斗精神。人類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之間難免有距離、有差距,這種主觀與客觀的距離與差距表現在方方面面,戰略問題上也是這樣,也存在主觀愿望與客觀實際之間的差距,有時還是巨大的鴻溝。關于人類社會歷史方位的判斷,當代中國擁有豐富的思想建樹,其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學說,就是當今人類世界主題論。這種說法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要和平、要發展是世界潮流,其他一切問題都應該圍繞這兩個主題而展開。建立在“兩大主題論”的基礎上,當代中國先后提出和完善了兩個重大戰略理論:一是中國和平發展論。該理論認為,當代中國的復興崛起不走西方主義、帝國主義的老路,不搞侵略擴張,也不會國強必霸,而是將通過和平發展實現民族復興。因此,中國的復興發展非但不會威脅任何人,相反將給全世界各國都帶來巨大的利益,不但將助力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進步,而且也將讓包括霸權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獲得巨大的好處,分享到驚人的實惠,他們一概都可以享受和享用中國發展復興說帶來的滾滾紅利。二是戰略機遇期論。該理論認為,在世界兩大主題的規范之下,中國面臨難得的和平發展戰略機遇期,中國應該抓住這個戰略機遇,一心一意謀發展、專心致志搞建設,加速實現國家現代化,在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等各方面趕上和達到世界發達水平。顯然,當代中國的和平發展論與戰略機遇期論同世界兩大主題論高度契合,共同形成了當代中國居主導地位的全球戰略觀。在這樣的觀念之下,世界上所有的人就理所當然一概都成了伙伴與朋友,已經沒有了敵人與對手,在交往方式上就只有合作與共贏,而沒有了沖突和斗爭。正因為這樣,所以有一些中國人斷言,冷戰思維過時了,軍事同盟已經不起作用了,這些人甚至進一步斷言,人類社會已經告別了戰爭與革命,已經看到了實現永久和平的新曙光。毋庸諱言,總體上說,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大國比中國更加熱愛和平、渴望和平了。中國不但是世界主要大國中長達幾十年不聞槍炮聲的國度,而且就連實現國家統一這樣的千秋大業,也都立足于和平解決??梢哉f,在戰略機遇期內通過和平發展實現崛起,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基點。因此,從主觀愿望上講,中國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合作不要對抗,針對中國周邊國家是這樣,同美國及西方集團的關系也是這樣。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千方百計地想搞好同美國的關系,披肝瀝膽一般地向美國當局剖白自己,表達中國無意改變現有世界秩序、無意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似有“任你虐我千百遍,我依然待你如初戀”般的癡情。但是,主觀愿望代替不了現實,而是必須服從現實?,F實的情況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和平不可久恃,機遇終究伴隨挑戰。中國所面臨的風險與危險正越來越大、越來越突出,這已成為越來越嚴酷的事實。在這樣新的戰略形勢下,我們必須在思想意識上把主觀愿望與客觀實際有機統一起來,必須做好與壞的兩手準備(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2012年文章《如果不能和平崛起,中國怎么辦?》),要從足夠理性的戰略底線思維出發去安排自己的戰略策略與行動方案?,F在,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面臨嚴峻的挑戰(參閱筆者文章《到了要樹立強烈危機意識的時候了》),和平發展也有了新的內涵與路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在如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大力倡導新發展觀和新安全觀,塑造有關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新認知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高尚的理想與真摯的信仰,有關人類發展與安全問題也是這樣。在政治上中國要高舉和平發展的大旗,摒棄冷戰思維,摒棄零和博弈,摒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大力弘揚相互依存、共有共享,共同繁榮、互利共贏的世界新發展觀,倡導全球安全不可分割的新安全理念,做到旗幟鮮明、堂堂正正,既不能在戰略上當矮子,更不能在政治上裝孫子,而應該把中國氣派、中國風格、中國骨氣充分地展示和彰顯出來。第二,理性清晰地判定挑戰與威脅來自何方,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對今天的中國而言,最大的挑戰與威脅究竟來自何方,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戰略原則問題,對此既不能含糊其辭,也不能顧左右而言他。進行偉大的戰略斗爭,必須分清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也必須瞄準最主要的戰略對手。坦率地說,直到今天,一些中國人仍然對中美關系充滿企盼與渴望,依然對美國霸權充滿各種各樣的幻想。他們總是認為,霸權把中國當做主要對手沒有什么必然性,只是白宮當局“誤判”、“誤會”以及“焦慮”的結果;霸權當局密集出臺各種打擊中國的戰略與政策舉措,要么是出于美國國內政治需要,要么就是在國際上做做樣子,都是不得已而為之。建立在這等認知的基礎上,他們始終都在不厭其煩地對美國當局進行苦口婆心的勸誡,他們指望憑著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讓霸權統治者相信,威脅美國領導地位的是美國自己而不是中國,白宮應該幡然悔悟;他們還勸誡中國要有耐心,要冷靜處置美“對華政策試錯”,說什么美國作為一個霸權國家,如何處理與崛起大國的關系,美國會長期處于摸索之中,試錯是常態,中國對此要有戰略耐心,云云。如此逆來順受的臣妾與奴才心態盡顯無余,已經毫無一點骨氣與斗爭精神。我們認為,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并不是中國有什么興趣與偏好要把美國當對手當敵人,就主觀愿望而言,中國復興崛起不想與任何人為敵,包括霸權美國在內。但主觀愿望代替不了客觀現實??陀^現實是,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帝國主義國家對世界的壟斷和盤剝,正遭遇中國所驅動的經濟貿易力量不斷增強的挑戰,而這將從根本上動搖霸權統治世界的基礎,從根本顛覆西方集團的全球主導地位。因此,中國理所當然地成為霸權及其同盟體系戰略視野中最致命的威脅,成為霸權新全球戰略的第一目標,這是中國的歷史宿命,是全球大戰略的必然邏輯(參閱筆者2010年文章《中國是霸權理所當然的掘墓人》)。中國必然要承受來自霸權全力以赴的攻擊,必然要在中美之間發生關乎興衰成敗的生死較量,對此,躲是躲不過去的,已經躲無可躲。乞求哀告也沒有用處,對美國當局進行勸誡游說更是屁用不頂,唯一的出路與前途,就是打敗和粉碎霸權的戰略進攻。只要做到這一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可實現;做不到這一點,所謂的民族復興就是子虛烏有。美國霸權注定是中國最大的敵人和最危險的挑戰,這是今后一個歷史時期的戰略大勢,一切愛國的中國人必須以高度的理性來加以認知與理解,必須做出最清晰、最堅決的戰略判定,而不能參雜半點感情用事的成分,更不能有絲毫的妄想與幻想。第三,把戰略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進行高水平的戰略斗爭中國同霸權之間的戰略斗爭將極其艱難漫長,目前還只是處于這場斗爭的初始階段。所謂中國正在大舉反攻、霸權已經節節敗退的說法,所謂中美戰略斗爭已經進入相持階段、中美已經勢均力敵的說法,都是過于樂觀的估計。實際情況是,現如今的中國仍然處于艱難的戰略防御階段,力量對比仍然嚴重不利于中國而有利于霸權,這就是霸權統治者敢于肆無忌憚地挑釁與羞辱中國的根據和原因。我們說,在戰略防御階段,示強與示弱兩手都要有、也都要用,要將這二者綜合統籌起來加以運作才行。首先,在根本的戰略原則上,中國必須示強。因為面對霸權,投降沒有出路,妥協沒有止境,躲避沒有前途,只有勇敢斗爭這樣華山一條路。既然總的原則與戰略大方向是堅決斗爭,那么中國就必須高舉反霸與和平大旗,要在總體戰略上要示強于全體中國人民、示強于全世界。但是,在反霸大戰略具體的實施運作過程中,中國還不能莽撞用事,還必須同霸權周旋博弈。因為中國總體上還處于力量劣勢,很多時候與很多地方中國還必須示弱,盡量推遲攤牌決裂的時間?,F如今的戰略大趨勢是“時”、“勢”、“義”都站在中國一邊,中國扛得住、熬得起、活得好(參閱筆者文章《扛得住、熬得起、活得好“戰略競爭”的第一回合概要總結》),因此,戰略斗爭中必要的后退和迂回既在所難免、也十分必要,任何賭氣賭博式的決斗與決裂都完全不可取,應該堅決予以避免,關鍵在于“度”的把握,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也。說老實話,現階段中國具體如何同霸權打交道,確實是一大難題?,F在有一種提法,具體表達就是中國“不惹事也不怕事”。這句話表達了中國人民敢于斗爭的骨氣和勇氣。但有些人片面地把“不惹事”同過去那種“韜光養晦”劃等號,說什么中國不能讓美國找到借口,還有什么給霸權“遞刀子”一說,在霸權面前戰戰兢兢,面對霸權蹂躪肆虐而噤若寒蟬,這就有失偏差了。筆者認為,所謂中國“不惹事”,只是表明中國不搞侵略擴張,不挑釁,不搞軍事沖突,不做違反國際準則與人類道義的事情,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在戰略上就不能主動出擊。恰恰相反,中國“不怕事”一是不怕霸權的挑釁威脅,二是伸張正義推進發展、敢于直面霸權捋虎須,要在一切有利的地方、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勢發起積極的進攻,不失時機地爭取一切主動。須知,消極抗戰在歷史上就毫無建樹、沒有出息、只會壞事,在浩大的中美戰略斗爭中,如果有誰也鼓吹這一套,同樣也要毫無建樹、沒有出息、只會壞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幾十年來膾炙人口的口號,直到今天在相當程度上依然是這樣,許多地方都把經濟建設當做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并且將其直觀、具體地表現與表達在GDP上,或者是GDP的總量,或者是GDP的人均,這幾乎成了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這樣的傾向一度發展到堪稱巔峰的狀態,由此所帶來的偏差與弊端不勝枚舉,大致上出現如下幾種突出的問題:一是忽視政治建設。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卻出現了一個政治建設大滑坡的時代,其突出表現就是發生大面積嚴重的塌方式腐敗,社會風氣也相當頹廢墮落,理想信念迷失、價值觀念扭曲、道德評價失范等問題一度成為普遍現象,并且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整個社會到處都可發現那種可怕的頹廢散亂末世之像,所謂的“繁榮”在很多地方都成了 “娼盛”與“墮落”的代名詞。二是忽視戰略建設。在毛澤東時代,策劃和安排國民經濟建設,首要的因素是要從戰略高度來加以考慮,利潤追求被置于次要位置。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很多時候、很多地方及很多項目則從一個極端調到另一個極端,變成了利潤掛帥、效率第一,至于戰略上的事情,大多都丟棄到腦后去了。三是庸俗經濟主義盛行。庸俗經濟主義在相當程度上類同于金錢原教旨主義,這種傾向就是一切都拿金錢來說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發財當做人生第一要務,“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一切向錢看”所描述就是這個傾向。近年來,庸俗經濟主義還喜歡拿民生來說事,動輒就樹起“民生”這塊招牌,把其他一切都矮化下去。譬如抗疫中的動態清零舉措,譬如對美貿易關系轉型等,都有人高舉“民生”的招牌予以抗拒、反對,好像這些舉措都有違“民生”或者都有可能民不聊生一般。其實,大叫大嚷“民生”問題者,其中很多是新興資本勢力及其代理人,他們熱衷打“民生”招牌,真實用意并不是多么關心底層老百姓的生活,而是不允許絲毫影響他們發財的機會。在他們看來,無限發財賺錢才是壓倒一切的目標,中國任何社會政治與戰略活動都必須服從和服務這個目標,這就是他們的“主義”。上述這些傾向導致諸多嚴重后果,成為不可忽視的軟肋弱項:其一,導致戰略上結構脆弱。突出表現為經濟資源嚴重堆積于東南沿海,從戰略安全角度看,產業結構布局畸形,抗沖擊抗打擊能力很弱,一旦天下有變,不但轉型困難,甚至還可能有不堪承受之虞。其二,導致經濟的安全性不夠。突出表現為對外依賴嚴重,關鍵技術“卡脖子”,金融體系受制于人,存在明顯的安全風險。如果以經濟戰爭的視角來衡量中國經濟的話,現如今的中國經濟是否能夠承受一場閃電戰,恐怕在所難言。其三,導致總體實力上大而不強。現如今中國的突出特點是“大”,各方面都堪稱全球數一數二之大,但在強點與強項上卻鮮有能數一數二者,特別是在遂行強有力攻擊的能力上,迄今為止還缺乏應有的證實,對全球及地區熱點焦點的干預及處置能力還沒有明確的詮釋。坦率地說,如果從強與弱的角度看,對中國最高的估計與評價,大概也只能躋身世界第三,仍然難以超越俄羅斯。因此,現在到了必須把戰略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的時候了。一要做好調整。即大幅度調整產業布局結構,借鑒當年搞大三線建設的歷史經驗,大規模地進行后備體系、后備基地和戰略大后方建設,加強戰略物質儲備,打造強大的持久抗戰的戰略能力;二要推動轉型。調整經濟建設的方向,以戰略建設為最高目標,經濟建設服從和服務戰略建設,把國力與民生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必要時期和必要階段,寧肯犧牲一些民生,也要把一些關乎戰略實力的關鍵硬指標搞上去。在大炮與黃油的關系上,既不能“要大炮不要黃油”,也不能“只要黃油不要大炮”,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二者必須統籌兼顧。三要聚焦關鍵。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集中足夠的人力物力資源,聚焦關鍵的戰略制高點,開展大規模集團攻堅,以最快速度掌握哪些具有顛覆性意義的高新技術手段。,這完全不是什么軍備競賽,而是中美戰略斗爭中難以避免的比拼,也是“戰略競爭”必須付出的代價。在這方面,中國必須只爭朝夕,也必須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不能指望可以四平八穩地趕超霸權。須知,一旦霸權感覺自己的關鍵優勢可能喪失逆轉的話,他們就很有可能鋌而走險、暴起發難。為避免這樣的危險,中國必須準備好足夠的戰略“殺手锏”。最后,筆者想強調的是,中美戰略斗爭深刻浩大、復雜難測,其中所涉及和所要正確的處理的關系很多。譬如在上述五個方面的關系之外,還有戰略斗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問題(參閱筆者文章《在中美戰略斗爭中,資本力量將站在哪一邊——兼談戰略斗爭中的階級斗爭問題》),這個關系也十分突出、相當重要。筆者只是認為,中美戰略斗爭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最艱難也將最為漫長的戰略斗爭,將比漢唐時期抗擊匈奴、突厥的斗爭遠過之而無不及。因此,秉持高度戰略理性對其中的各種關系進行深入的探討與研究,應該越多越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此文只為拋磚也已。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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